从建设之初，人民大会堂就被定义为“共商国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对建造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不仅要求质量，还得要求速度。

　　1945年的中共七大会议是在杨家岭举行的，会场可以用“简陋”来形容，连一个电灯都没办法找到。

　　毛主席坐在木制的长椅上吸着烟看着大家，他面挂微笑乐观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建一个万人大会堂。”

　　大家都笑了，可那会没人知道革命在哪一天才能够迎来胜利，什么时候才能坐在宽敞明亮的大会堂中开会。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后，由于没有办公场所，重要干部都在中南海内办公，每当要召开一次规模大一点的会议，只好去找政协借礼堂，并不方便。

　　在全国上下齐心努力之下，中国于1956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下有了些财政基础，那些必要的建筑设施也能搬上日程了，中央干部在商讨后认为，有必要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礼堂。

　　有了规划后，周总理也对大会堂的建设十分关注，很多细节都是他亲自去问的，可以说，也正是周总理的严格要求，才使得大会堂能够承载那么多重要作用。

　　一开始，北京市建设部门来负责大会堂的建设，建筑部门的领导考虑到大会堂主要承载大型会议，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功能。

　　可周总理思索后马上找来相关负责人商量，他表示：“我们要建造的大会堂，不仅只能用于召开大型会议，还得具备日常使用的功能。”

　　1958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要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十周年国庆，在北京建一批公共建筑作为献礼。

　　为了能集中力量把这件事给办好，全国知名的建筑师们纷纷汇聚在北京城内，大家都比较谦虚、一团和气，就算是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提出来，互相之间也没有纠正和探讨，这导致了设计进展都十分缓慢。

　　周总理了解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后，专门指出：“要不拘一格地用人才，选择年轻优秀的设计师进组，设计不要一家进行，各位要打破门派之见，互相信任、取长补短。”

　　果不其然，当一批年轻的设计师到来后，很快就大胆地提出了各种意见，新老之间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的方式，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等部门还都各自拿出了一套设计方案。

　　因为17万平方米的大会堂必然是个庞大的建筑，从建筑视角来看，这样的庞然大物放在哪里都会产生压抑感，如何规避这种压抑感成为了每个设计师都没法解决的问题。

　　12月，一位建筑专家专门去找周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沉思半刻便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就在专家还不理解时，周总理笑了笑说：“人站在地上并不会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并不觉得海有多远。”

　　这句话引发了专家的无限思考，他们开始尝试使用抽象的方式处理：大礼堂四边不用平直硬线，类似自然无边无际；顶棚做成穹顶，类似天体空间。

　　这个意见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赞同，周总理还特意提出搞一个台湾厅，因为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省，将来是一定会解放的，是一定要搞的。

　　在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布局上，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对位关系是所有建筑师们思索的重点，在大家的努力下，人民殿堂、文化宫阙与英烈纪念碑各得其所，所有建筑都和谐共处于天安门广场之上。

　　万伯翱回忆道：“由于党的威信极高，群众闻风而动，人们听说要建造一座大会堂后，都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黄金宝地，竟然没有出现过一户提出过高要求，也没有一家钉子户。”

　　建造的时候，成千上万充满干劲的工人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海洋”，工人们的热情很高，都希望能在这段正经历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张百发是青年突击队长，他说：“当时工人都抢着要进入我们的队伍，有些工人没能进来，还掉了眼泪。”

　　要知道，当年没有掘土机、大吊车等先进的机械化设备，所有工人都靠着手上的铁锹和十字镐等物件努力着，他们用上百辆汽车和拖拉机在地基中挖出残垣，再将无数吨最好的木材、石材、钢材等物件拉到现场。

　　不久后，毛主席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去大会堂工地视察，万里说：“大会堂建筑总面积比故宫还多2万多平方米，故宫修出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可这座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

　　那会，这座巨大的建筑还没有命名，平时大家都用“人民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等名字来称呼大会堂，毛主席思索了一番后，觉得“宫”带点封建守旧的味道，其他名字太长了，既然这座建筑是人民奋斗的果实，那就叫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不仅彰显着大国威仪，也有着充分的实用性，在落成40年后还拿下了“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将来到大会堂参加活动，那么其中的各个厅室自然会被报道，解放台湾是势在必行的，这也是当时周总理起名的缘由。

　　这所总面积548平方米的厅室将闽南地方特色建筑与现代建筑艺术相融合，搭配着“日月同辉”的场景。

　　而且，西侧还有一处8.7×3.7的《双潭映月》，描绘着台湾省日月潭夜晚的美丽场景；其他的漆画则分别展示着台湾省那些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非常具有特色，因此知名度极高。

　　澳门厅的设计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装修非常别致，分为中式和西式两种风格，也直观地展现出澳门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濠江景色》的绒绣壁画更是十分亮眼。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可香港厅达到了1728平方米，这是人民大会堂内以地区命名的最大厅室，分为功能厅和会议厅这两个部分，不仅有休息厅、厨房等，还有室外花园等配套设施。

　　墙壁的正中间还有《维多利亚港夜景》，这幅壁画极为出名，当初9名工人用216万针才完成了如此巨制。

　　厅内北面的影壁上是一幅锻铜浮雕组合壁画，记录香港150多年的沧桑历史，屋顶中央的光影结合也突显出宇宙苍穹之奥妙。

　　此处有548平方米，西面大门两侧的巨型玉石挂屏上主要展示着北京的建筑，分别有故宫、天坛、天安门等历史建筑代表，还有人民大会堂、国贸中心等现代建筑；厅内展现的文化作品最出名的自然还是《毛主席诗词》。

　　而那幅《长城秋色》也格外引人注目，内部的地毯十分舒适，上面刻画着圆形花图案，寓意着“天圆地方”的古朴哲学。

　　上海厅的设计风格也体现着中和西相交融的风格，上海人自己装修出来的上海厅，不仅反映出上海的历史面貌，还体现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时代风采。

　　湖南是生养毛主席的地方，巨大的湘绣屏风上更是一首《沁园春·长沙》，那也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屏风的北面则刻画了张家界的知名自然风光。

　　1978年12月，有高级领导提议：在大会堂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可以向人民群众开放，密切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

　　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人民当家作主向来是决定性要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会堂以人民的名义，走过沧桑，芳华依旧，这座伟大的殿堂将一直与人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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