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事故发生时，韦一林承诺，代为保管这150万元，用于支付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并保证在姐弟成年后归还剩余款项。但事情后来逐渐变味。

　　一笔矿难的赔偿金，在家族内部引发了纷争。事故发生7年后，死者子女以大伯侵占赔偿金为由，将后者告上法庭。

　　2016年事故发生时，遇难者的女儿韦薇刚上大一，小儿子上初中，妻子没有办理事务的能力。韦薇的大伯韦一林全权处理了弟弟的善后事宜，并告诉韦薇姐弟，收到赔偿金150万。

　　韦一林承诺，代为保管这150万元，用于支付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并保证在姐弟成年后归还剩余款项。

　　但事情后来逐渐变味。事故发生一年之后，韦薇姐弟向韦一林讨要生活费开始变得困难。由于韦一林做生意亏损，甚至在姐弟俩做手术、学费、生活费等费用，韦一林也一再推脱，并以长辈身份多次批评指责姐弟俩。

　　大学毕业后的韦薇逐渐获得法律知识，姐弟俩通过日常交流积极搜集证据，于2023年起诉了大伯、伯母。今年2月，四川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了这一案件。

　　“当时我并不知道赔偿金有多少，只沉浸在对爸爸离去的伤心之中……”2016年11月19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场矿难中，韦薇失去了父亲。一家人从巴中赶往出事地点。

　　当时的韦薇仅19岁，刚上大一，弟弟韦浩仅13岁，母亲是没有主事能力的农村妇女。善后事宜落在了大伯韦一林身上。然而从一开始，韦薇一家三口就丧失了对赔偿金的主导权。

　　韦薇告诉《正在新闻》，当时，在“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睡着后”，大伯、伯母去与责任方沟通赔偿数额，没有与一家三口沟通。事后，韦一林告诉三人，赔偿金是150万元。韦一林承诺，会将姐弟俩视若己出，好好保管这笔钱，待弟弟成年后将款项一同归还。

　　判决书显示，2016年11月21日，经韦薇同意，事故责任方将赔偿金转入韦一林银行账户。韦一林在收到该款后，开支了处理韦薇父亲事故费用及丧葬费，余下款项一直由其保管。

　　“父亲是在山上匆忙下葬的，家中没有设置灵堂。”韦薇表示，当时有亲戚劝阻大伯，应在家中设灵堂，但大伯把老家的房子拆了，建了新房。“因为大伯说父亲走的比较凶，不吉利。”葬礼后，韦薇口头提醒大伯，这笔钱一定不能借出去，也不能投资，大伯表示绝不会动。

　　韦薇回忆，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大伯还会按时给姐弟俩生活费。但此后，向大伯讨要费用就变得非常困难。

　　韦薇表示，自己从未在大伯一家人那里感受过亲情的滋味。从2017年生病到2019年身体状况好转，韦薇经历了4次手术。正在读大学的她，只能请同学陪自己做手术，哪怕是手术结束后，韦一林一家人也始终未有言语关心和出面探望。“生病的时候我反反复复换过很多次医生，几次手术，他们家也没有人到场，从来没有询问过我的病情。”

　　2019年6月最后一次大手术，是全麻手术，“我需要先缴纳两万块费用，向大伯发短信、打电话，他都不回应。”住院的前一天，韦薇找到了大四五岁的堂哥韦尚杰，才勉强凑够。

　　韦薇于2018年大学毕业后，韦一林给过一次1.6万元的助学贷款，此后除医药费外没有再给过其他费用。

　　弟弟韦浩也遭遇了要钱难。2021年，韦浩讨要高中补课费时，韦一林称，“为什么要补那么贵的课？你哥哥姐姐（堂哥堂姐）从没补课过。”去成都考体育成绩需要宾馆住宿费，也受到刁难。

　　“但我不敢跟大伯他们撕破脸，当时我弟弟还在上学，我刚毕业没有积蓄，只好哀求大伯不要再用赔偿金了，他也向我承诺只花了一点点，一年内就会补上。”韦薇知道，大伯是个包工头，经常在外省做工程。

　　此后，韦薇向当年矿难事故的工友了解到，父亲的死亡赔偿金并不是150万，而是200万元。她向大伯提出，能否看一下当年赔偿金入账的银行流水。“大伯听后勃然大怒。

　　大学毕业的韦薇，终于有了一些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她提出，找律师拟一份《债权债务及担保协议》，双方签字，证明赔偿金确实在大伯一家手上，并协商在一定期限内分期把欠款还给自家三人。遭到大伯、伯母的拒绝。

　　至此，韦薇姐弟已无法再相信韦一林。此后，韦薇姐弟便开始打算寻求法律帮助，并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证据，在与韦一林对话录音、微信聊天中，注意双方提及的“父亲的赔偿金确实存放在韦一林处”“赔偿金有多少”等内容。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2年6月高考前后，韦浩提出驾校报名需要缴费，大伯却一连多日置之不理，不回复。

　　7月30日，韦浩再次索要生活费，韦一林直白地回应，“（做）生意被人害了，这段时间没有（钱），亏了，我会还上！”他屡次强调赔偿金是“生命换来的”，批评韦浩“乱花钱”，并称“（这笔钱）也不应该是你一个人的”。

　　彼时韦浩即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急需费用缴纳学费，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已经二十几了，饿不死了，现在没钱。”这一年，韦浩19岁。

　　韦浩一再强调，自己讨要的钱本就是父亲的赔偿金，大伯私自挪用后钱亏了，也不应该影响自己的生活，换来的却是韦一林激烈地言语指控。矛盾就此爆发。

　　2023年3月，韦薇、韦浩和母亲三人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起诉，除了大伯、伯母，80岁的奶奶也被列为被告。韦薇说，爷爷去世得早，前些年奶奶同自己一家生活。在父亲去世几年后，奶奶由大伯一家照顾。

　　韦薇三人指控，大伯和伯母未经原告方同意，擅自领取了200万赔偿金，不遵守“暂时保管”的承诺，在姐弟俩成年后急需资金时，仍将该笔赔偿金中三原告应得的份额据为己有，拒不归还，“甚至利用三原告不知赔偿金具体数额，隐瞒赔偿金金额事实，欺骗三原告”。且被告方拒绝了原告提出协议协商方案，对家庭关系造成影响。

　　自韦薇起诉大伯、伯母伊始，韦薇的堂姐，即韦一林的女儿韦笑玉，在网络上发布如“努力还债，欠别人的钱父母还不起，那就我和我弟帮忙还”等文案。

　　今年7月17日，本案宣判数月后，韦笑玉在其社交平台（拥有十多万粉丝的宠物博主）发布澄清视频，并放出未经模糊处理、包含韦薇真名的聊天记录，引发广泛关注。

　　视频中，韦笑玉向大量宠物爱好者粉丝称韦薇虐猫。韦薇告诉《正在新闻》，虐猫的指责系堂姐扭曲事实，“恶意剪辑”。韦薇报警后，堂姐将该视频隐藏。

　　韦薇告诉记者，提起诉讼后，她受到了大伯的威胁。微信截图显示，韦一林称，“回来我教你做人，变成厉鬼来缠我好了。变成厉鬼还有兄弟给他收尸。这样的人应该尸都没人收才对。”

　　2023年9月，本案开庭，庭审中，韦一林否认赔偿金是200万。他还辩称，自己帮助遇难弟弟争取了150万赔偿金，“超过标准一半了”，“（事故）责任方用于平息各方解决本次事故的费用，原告也要霸占吗？四位直系亲属为此操碎了心，向责任方要点辛苦费不可以吗？”

　　韦一林还称，这几年原告家中各种开支已花去七八十万元，此次原告起诉属于“居心叵测，恶意诉讼”。

　　巴州区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1日，韦薇父亲的遗体在鄂尔多斯火化，经韦薇同意，韦一林的银行账户收到两笔金额分别为150万和48万元的赔偿金。因此，韦一林收到的赔偿金为198万。

　　韦一林辩称，第二笔48万元系“解决到内蒙古处理13人吃住、路费、辛苦费，以及骨灰运输费”。由于缺乏证据，法院未予采信。

　　巴州区法院指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死者的近亲属是死亡赔偿金的共有人”。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可以由近亲属依据自愿协商原则处理，确定各自分配数额。协商不成，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确定分配规则。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依据《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根据《民法典》继承编有关规定，韦薇姐弟、母亲、奶奶4人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法院认为，4人应均分赔偿金，各得25%。韦薇、弟弟、母亲三人共计应得144.75万元。但分割之前，应先扣除此前发生的各项实际开支。

　　韦一林向法院提供了自行记录的账单，显示近年来，该笔赔偿款已开支78万余元。但韦薇姐弟称上述账单存在多笔重复计算和伪造数据，并通过转账记录和通讯聊天记录的各项开支统计，证明称自家只收到35.5万余元。

　　最终，法院认可了韦薇姐弟的35.5万余元的统计，加上当年丧葬费等，核定诉讼前各项开支共计65万余元。扣除后，余下79.4万余元。

　　2024年2月4日春节前夕，巴州区法院作出判决，韦一林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韦薇、弟弟、母亲三人79.4万余元。

　　截止发稿前，韦薇表示，“大伯、伯母已经将我删除好友，堂哥（韦尚杰）在看到我于网络发布的信息后，来跟我协商想要解决。”韦尚杰与韦薇协商，希望能将赔偿款79万余元，于4年内还清，并且不计利息。韦薇拒绝并表示无法再信任韦一林一家。

　　韦薇还向《正在新闻》透露，将案情在网络上公布后，堂姐韦笑玉的邻居联系到她，并提供了韦笑玉向邻居借钱未还的聊天记录。

　　记录中还显示，韦笑玉向邻居称，“宁愿我爸变成老赖，也不想把钱还给他们。”“（我爸）用钱也给他们讲了，又不是不还，亏了那也没办法。”

　　付建律师表示，在赔偿金到位前，可以提议设立一个共管账户，由有权分配的近亲属共同管理。为了避免赔偿款被个别继承人“霸占”的情况，赔偿金到位后，应尽快召集有权分配的近亲属进行沟通协商，明确分配方案，并通过书面协议将分配方案固定下来，以避免后续争议。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准备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在提起诉讼之前，可以考虑通过调解或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可以签订调解协议或仲裁裁决书，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

　　针对此案，付建认为，韦薇姐弟俩在维权过程中的做法值得肯定。“在整个过程中，应注意保留所有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协议、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付建称，对所有继承人而言，加强法律意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在争议发生时采取合适的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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